陈双全，原任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曾任铜川市市长（正厅级）。2001年4月至2006年1月，陈双全利用其作为高速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的职位便利，在西汉、黄延、咸阳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招标及高速大厦建设贷款担保中，为多家关系施工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，从中收受“感谢费”、“好处费”等贿赂912万元人民币、93万美元、1000万日元。
2007年6月，陕西省纪委专门成立了709专案组，对陈双全等人违纪违法案进行查处，随后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并对陈双全批准逮捕。2008年4月10日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，一审判处陈双全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在法定期限内，陈双全没有上诉。2008年6月20日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，核准原判。
陈双全在任陕西省高速集团董事长期间，违规操纵招投标，大肆收受贿赂，受贿折合人民币1700多万元。同时，又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人事纪律，重用有问题人员。陈双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，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。检察机关对陈双全立案侦查终结后，陈双全反省了自己，写下了一份悔过书，现整理刊发，以儆效尤。

在我的面前，曾经摆着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有人送我钱财，是收还是拒。我没有坚拒，最终收下了。这一收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出卖了手中握有的公权，最终也出卖了自己。
我1946出生于陕西富平一个贫穷的农家，六岁时丧母，十九岁时丧父。幼时虽然贫穷，却很努力，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。工作之后，在组织关怀与培养下，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。曾经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事业心、有责任心的人。在工厂工作了13年，历任技术员、工程师、副科长、副厂长。1983年机构改革时进入政府工作，历任铜川市城区人民政府区长 （兼区委副书记），铜川市建委主任 （兼党委书记），副市长（市委常委），市长（兼市委副书记）。2001年到陕西高速集团工作，任董事长（兼党委书记），2006年3月改任陕西省交通厅巡视员，同年7月退休。回想自己的工作历程，曾经努力、向上、踏实、认真，在不同的岗位上，都有显著的成绩。
　　职务的升迁，是组织培养，群众公认的结果。但自己潜在的阴暗也时隐时现地扩大着自己内心自私的地盘，性格中的自负与虚荣，也加剧了双重人格的塑造。渐渐变得脱离实际，脱离群众，理想、信念淡漠，不能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、个人与组织的关系，人生价值观中不断加重着享受主义的比例。世界观的滑移，在外部不良环境因素的侵蚀下，使自己坠下深渊。自己的沉沦与滑落，也曾经历了由小到大，由潜伏到显化的过程。之所以有今日，是这种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自我性格方面的缺陷不能得到有效调整，是铸成大错的重要因素。我自幼性格孤僻、懦弱、自卑，不善与人沟通，不善交际。青年时期为人处事木讷、肤浅而缺乏变通。有了职务，又变得自负、好虚荣，轻信于人，好大喜功，胸襟狭小，包容心差，贪图安逸，处事简单。由于这些性格上的缺陷，使自己在与人相处时，不易听到不同意见，处在“一把手”的高位，别人唯自己之命是从，自己的过失也少有人提醒与规劝，长此以往，自己独断专行而习以为常，很难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脱离了实际，也脱离了群众。
　　不能学以致用，理论脱离实际，是自己理想信念淡漠的重要因素。可以说，自己一生都在学习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装装门面，满足于一知半解和夸夸其谈，造成对远大理想和信念的淡漠，处事的基本立场常常发生错误，处理问题往往顾此失彼，片面、主观，更缺乏对预见事物发展结果的习惯培养，使自己不能熟练地运用正确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不观察、分析与处理问题，这是世界观缺陷的根源所在。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缺乏冷静分析、辩证思维和正确判断，以至对某些丑恶现象从反感到不闻不问，再到认同甚至逐其流而扬其波，彻底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，人生价值观的扭曲是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。
　　由于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、权利与义务的关系，导致了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扭曲。在工作上图虚名、贪虚荣，哗众取宠、华而不实。在生活上，贪图安逸、追求享受、不思进取。在思想上，把过去自己曾经拥有的强烈使命感、责任心，变成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、得过且过的消极被动应付思想。特别是从市长岗位变动到高速集团董事长岗位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感，更加剧了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扭曲。由于享乐思想的滋生与蔓延，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松，而权力为自己提供的　　“追捧”者越来越多，他们主动为我提供享受和安逸的条件，又使我在享受的路子上越走越远，从而也使我在服务社会、服务群众的路子上越来越远了。
　　我手中的权力在发生变化的同时，我的“朋友”圈也在发生变化。不同的权力区间招来了不同的阶段性“朋友”，他们冲着不同区间的权力而来，用各种手段通过我与我手中的权力进行交易，最后连我也被搭了进去，这就是我自己变了味的权力观的写照。
　　到陕西高速集团工作后，由于工程投资巨大，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。他们明察秋毫地捕捉着我的信息，投我所好，神速地使用着招数来俘虏我，为他们铺就通向财富的道路。有一个体老板在我到新岗位工作不几天，便通过关系与我“亲近”，他功于心计，从“关心”我与我的大儿子关系入手，不惜远去深圳，花费百万巨资，想着法子铺垫关系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我成了金钱的俘虏，成了这些阶段性 “朋友”的俘虏，成了为金钱而推磨的鬼。我铤而走险，违反《招投标法》，帮他们收回“投资”。在我退休后，这些 “朋友”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这些标志着权钱交易的终结，一旦失去了对等交易物，交易也就停止了。上边提到的个体老板，他干脆在我退休后讨回了他那百万巨资。这是他们的精明之处，他们看到我的手中没了交易物。
　　权力吸引来的这些 “朋友”，争相招待我，我一时成了“朋友”间的“热门货”。我常常穿梭于高档饭店，出入于高消费娱乐场所，由这些阶段性“朋友”出钱来帮我洗涤着灵魂，培养着我的消费习惯。慢慢地，我对金钱和物质的大额消费也司空见惯了。由于自身放纵与外部“攻关”结合，加之职位的特殊性，我在金钱的包围圈中麻木了。我从起初的“不好意思”，到半推半就，而后来竟对接受贿赂不经意了。这是我经不起金钱猛烈进攻，迅速堕落的过程写照。
　　拿了人的钱，替人办事，替人办了事，拿了人的钱。一次交易的成交，带动了多次交易的发生。出卖了手中的公权，最终也出卖了自己。个性中的自私，在这种模式的运行中变成了贪婪，最终使自己彻底变质了。
　　我的行为，不仅毁了自己，也牵连到一些下属。他们或者受我指使，违纪违法，或大胆效仿，收钱收物。是我带坏了他们，我应对他们的过错承担责任。覆水难收，我的行为已触犯了法律，我的过错也无法挽回，希望别人以我为诫，从初始约束自己，千万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。